宁波人在广东买下宝顺轮后，又招募了广东和福建籍的水手七十余名。这些人被称为“得力水手”，甚至被称为“死士”。得力，一方面说他们深熟水性，更是说他们对剿捕海盗的作用；而“死士”，则是说他们作战是不要命地勇敢。这些水手，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水手了，而成了水兵了。而在后来的战斗中，他们还上岸追击消灭海盗，简直就是一支早期的海军陆战队。他们配备的武器，是火枪。
贝锦泉现在仍然记得，当时自己在“宝顺”轮上司炮舵。宁波府将“宝顺”轮列档入册，还发给了“宝顺”轮出海的执照，海盗们不知道宁波商人已经有了利器，照旧在海上猖狂。到了第二年，也就是1855年，广东海盗船30余只在福建、浙江海面上肆意抢掠，又窜到北洋，和其他海盗会合。运送漕粮的船只都被堵住了。农历六月，“宝顺”轮出洋，七月七日在复州洋轰击海盗船，击沉5艘，击毁10艘。十四日在山东黄县洋、蓬莱洋击沉4艘，俘获1艘，焚毁6艘。残余的海盗上岸逃窜，船勇奋力追击，杀死海盗40余人，俘虏30余人。十八日在山东石岛洋击沉1艘，救出被劫江浙船只300余艘。短短11天功夫，“宝顺”轮就将北洋的海盗全部肃清，开回上海。二十九日“宝顺”轮巡航宁波石浦洋，海盗船23艘在港内停泊，“宝顺”轮率领水勇船进港攻击，从清晨五点到下午三点，23艘海盗船无一幸存。残余海盗逃上岸去，船勇追击杀死300余人。九月十三日在岑港洋击沉海盗船4艘，十四日在烈港洋击沉海盗船8艘，十八日又在石浦洋击沉海盗船2艘。十月十八日，又在烈港洋击沉海盗船4艘。南洋也全部肃清。在短短三、四个月的时间里，“宝顺”轮击沉和俘获海盗船68艘，生擒及杀死溺死海盗2000余人，“宝顺”轮之名，一时声震四海。
看到了火轮船的巨大威力，第二年上海商人也购买了一艘，取名“天平”轮，并和宁波约好，一艘巡北洋，一艘巡浙海，这样一来，海盗的踪迹更是稀少了。不久，北洋布满了洋船，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。咸丰八年，也就是1858年，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，侵入天津。咸丰派大学士桂良、吏部尚书花沙纳赴天津议和，分别和俄、美、英、法签定了《天津条约》，北洋也允许通商，洋船大量驶入，海盗便进一步减少了。
当“宝顺”轮出现时，时任浙江巡抚的何桂清私下曾说：“艇船非火轮不能胜”，但当时朝野上下尚未意识到拥有西方科技的迫切性，而英法联军的坚船利炮让许多人清醒到了一点：我们也要有这样的轮船。1861年3月，曾国藩又再次强调购买外洋船炮乃是“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”。指出“轮船之速，洋炮之远，在英法则夸其独有，在中华则罕于所见”，进而主张应“广访募覃思之士，智巧之匠，始而演之，继而试造，不过一二年，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，可以剿发逆，可以存远略。”1862年，曾国藩购买轮船一艘，名“威林密”号；次年李鸿章也购置两艘“唐生”号和“飞而复来”号。1867年，清政府终于颁布了《华商买用洋商火轮夹板等项船只章程》，允许华商在章程范围内可以置办洋式船只，这已经比宝顺轮晚了13年了！
想起往事，贝锦泉激动不已。
福建船政局成立后，贝锦泉和当年的督船张斯桂一同被招入。因为他们在“宝顺”轮上的功绩，沈葆桢将他们招在身旁。张斯桂后来因通晓洋务，由沈葆桢推荐他进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现任出使日本国副使。而贝锦泉则担任福建船政局之初向洋商购买的轮船“华福宝”号的管带。
现在，虽然贝锦泉因台湾逐灭倭寇之功已然名扬海内，并且成了船政水师的统领（船政水师因级别关系，现在尚未设提督），不需要他再亲自指挥舰船，但他的心里，仍然深深的怀念那段波澜壮阔的日子！
中国舰队很快驶入港内，停泊在港中的外国军舰立刻鸣响了礼炮致敬，中国舰队则还放礼炮回礼，一时间港内旌旗猎猎，炮声隆隆，好不热闹。
看到此时船政水师的旗舰“福靖”号的飞桥上站着的竟然是老战友邓世昌，贝锦泉似乎明白了什么，嘴角不由得露出了一丝微笑。
而在北洋水师的旗舰“龙骧”号的飞桥上，除了管带刘步蟾，贝锦泉看到了另外一个陌生人的身影。
这个人身上没有穿着宝蓝色的中国海军军服，而是披着一件黑色的大氅，头戴官帽，年纪和自己仿佛，人看起来相当忠厚和气，但他站在飞桥之上，却显出一种威严的气场来。
“大人，尚泰王殿下派官来请，大典就要开始了。”贝锦泉正在琢磨来人是谁，一位亲随前来禀报道。
贝锦泉点了点头，带着属官们一起下了炮台。
不多时，更名大典正式开始，在震天的锣鼓和鞭炮声中，首里城的琉球王宫内，悬起了慈安太后御笔亲书的金匾“守礼天门”和慈禧太后御笔亲书的金匾“怀恩永固”，琉球国王尚泰率文武群臣焚香祭拜，然后从册封天使手中接过“琉球国王”镀金银印，摆祀于宗庙前，再请天使移步至港口，率全体大臣和百姓听天使宣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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