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自诛安监事以来，皇太后和六爷便不再是铁板一块了。这修园子的事，六爷又和皇太后拧着，嫌隙愈深，时间一久，保不齐哪一天，便会来个山崩海啸……”李鸿章叹道，“六爷倘不在位，接替者若昧于大势，这洋务只怕便好中道夭折了……”
“是啊！曾涤帅如今身子也不好，一旦六爷和曾涤帅都不在了，中枢地方皆失掌握全局之人，这洋务可就真的办不下去了……”盛宣怀想象着恭亲王和曾国藩都不在的情景，不由得感到不寒而栗。
“这林义哲还是年轻，经验不足。此次经历了这样一番大风雨，想是他能老成些了。”李鸿章道，“倘假以时日，将来未必不是这洋务的中流砥柱。”
“大人既和林义哲有书信往来，莫不如在信中提醒他一番，再遇此类事，他便不会重蹈覆辙了。”盛宣怀建议道，“若等到事到临头再行提醒于他，那便晚了。”
“你说的是，我这便修书一封与他，省得他还不知道，六爷这会儿正因为他弄回来的这些个宝贝而伤脑筋呢。”李鸿章说着起身，回到了书房里，盛宣怀亦步亦趋的跟入，不待李鸿章吩咐，便动手为他铺纸磨墨起来。
不数日，这封信便送到了林义哲的手中。
“……收到手示，筹划精详，时方入都展觐随扈，将函折转交经笙（军机大臣沈桂芬）同年察阅，并代呈恭邸。佥以出洋学习造船、驶船一节，应由执事主持核辨，决不稍有牵掣。至养船及出洋经费不敷，尚冀鄙议裁撤师船，以养轮船，且夕可行，陆续匀拨。经笙谓或由总署奏办，或由外间疏催，若海防无事，似可从容筹度，亦虑江、广各当事未能实力遵办也。”
“商船、兵船间造，以资商局领用，悉如尊指。惟闻机器费煤。俟唐景星、盛杏荪夏间到津，议定大略，再行会商。津局习枪炮工匠子弟，若能赴普厂法厂游学，自易精进。苦于无人带往，无款接济。电报费巨骇俗，亦愧有志未逮。”
“君此次通法情事，险酿巨祸，幸内有恭邸、经笙、文相弥护，外有曾帅、丁抚及不才保奏，遂得消弥于无形。……此次法主敬还国宝，两宫嘉悦，与君有大利，而与恭邸则有大害。自安德海伏诛，太后与恭邸嫌隙日深，太后欲修园久矣，恭邸以国力未逮屡拒，君此次予太后一大好题目，恭邸若拒，则有失位之忧，洋务失主持之人；若从，则国家财力不敷，洋务亦有半道中殂之危；……静夜思之，无术可解，奈何！……”
林义哲看完了李鸿章的这封略带指责之意的来信，知道自己这一次给恭亲王惹了大麻烦，不由得微微一笑。
对于恭亲王奕忻和慈禧太后之间的恩恩怨怨，他当然知道得非常清楚。
事实上，慈禧对恭亲王的打压，从诛杀安德海事件之前，就已经开始了。
慈禧太后在“辛酉政变”中和恭亲王奕忻结成同盟，一直相处得很好，但随着恭亲王地位的不断升高和名望权力越来越大，他又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不安。于是慈禧太后开始对他进行打击，限制他的权力。同治四年（1865年）三月初五，编修蔡寿祺弹劾恭亲王，说他揽权纳贿，徇私骄盈，慈禧太后随即命令查办，七天后就以“目无君上”的理由，免去他议政王和其它一切职务。朝中大臣求情，慈禧太后才允许他在内廷行走，并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但议政王职务始终没有恢复。同治八年奕忻支持同治皇帝，从慈安太后那里请旨杀掉慈禧太后亲信太监安德海，则让慈禧忌恨之余，也知道自己的权力并不稳固。慈安虽然平时不管事，但有着很高的威望，她和恭亲王一联手，便能给自己造成巨大的压力。是以在安德海事件之后，慈禧一直极其注意巩固自己的权力，因而对恭亲王则一直是相当警惕和防备的。而恭亲王一再反对慈禧修园，更加剧了她的这种情绪。
事实上，慈禧太后自己也知道，全部重修园明园工程浩大，是现在的国力难以承担的。她一心想要修的，仅仅是她当年的“发祥地”——“天地一家春”，以便归政后有个养老安息的地方。这项工程的花费其实算起来并不是太多。在林义哲看来，作为洋务运动最强有力的支持者，恭亲王如果能在这件事上变通一下，弥合同慈禧太后因安德海事件而产生的裂痕，于已于国都有大利。
林义哲甚至想过，自己能否通过设法帮助慈禧太后圆了这个“天地一家春”的梦，取得这位掌握国政的女主支持，实现自己心中的强国之梦！
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，一是缘于林义哲这次被言官弹劾“私通法酋”时，徐润提醒他慈禧可能看在他献的那套“天地一家春”珍瓷的份上，帮他挡灾的事上；二是缘于他对古玩收藏的深厚知识。他知道，终其一生，慈禧对“天地一家春”怀念至深，光绪年间不但让景德镇御窑厂烧造了大量带有“大雅斋”堂款的精美瓷器，赏赐臣下的宫钱上也都铸有“大雅”文字，甚至于在紫禁城用于救火的大铜缸上，都刻上了“天地一家春”的字样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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